文图丨王焕熔
编辑丨杜雯雯
66岁的丁红玲识字不多，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。
第二次报案时需要签字，派出所民警把她的名字写在一张纸上，特意写得很大，让她一笔一画照着抄。丁红玲实在写不下去，儿子李骏就代替她签了几个名。
在跟律师陈述案情时，她弄不清一些基本信息。案发地点的小区名字是枫雅名苑，她念错了好几次，她也不知道自己当保安的公司，全称是“长沙育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”。直到报警前，她甚至都不知道性侵她的保安队长全名叫于某延，“只晓得他的外号是于矮子，平时还会叫他于队长。”
来长沙之前，丁红玲几乎从未长时间远离自己的村子。她只掌握农村方言，普通话不会说，也基本听不懂。
乳房在她的语言中被称为“ jì jì ”，乳房被抓伤了，就是“jì jì 被抓伤了”。她也不会使用“阴道”这样准确的器官名词，只会说“下身尿尿的地方”。
无法顺利沟通，成为报案过程的最大障碍。警方录口供时，家人不能在场翻译，女儿李蓉只能事先提醒民警，请讲慢一点。
差一点连报警这一步，丁红玲都没能走到。2月25日凌晨，侵犯发生后，丁红玲坐在宿舍的地板上哭，她的第一反应是，“死了算了”，但紧接着她又想到家人，想到如果自己死了，儿女过来看，谁能知道她是怎么死的？
最后她没有自杀。
即使在同事的帮助下，丁红玲第一次走入派出所，她也没能把“强奸”二字说出口，甚至报警后近一个月，她都没有告知儿女更早的两次侵害。
从始至终，丁红玲都被强烈的耻感包裹住，她总重复，“很丑，孙子都有了，孙子都好高了，真的很丢脸很丑。”
李蓉做物业管理的学校，每年开学，都有未成年人防性侵教育，她经常提醒母亲，带小孩出去时，不管男孩女孩，都不要让陌生人抱他们。
但关于老年人被性侵的公共讨论很少，李蓉几乎接触不到，因此也没提醒过母亲，要保护好自己。母女俩过往的交流中，甚至从未出现过“性”。
报警、证据、维权......伤害真正袭来之前，那些先进的概念、文明的语言、法律的条款，也从未出现在丁红玲的世界里。
阻碍她发出声音的，不仅是某个精于算计的加害者，还有女性的耻感枷锁，时代对女性受教育权的剥夺，以及社会语境对老年性侵议题的忽视。
黑暗水泵房
长沙枫雅名苑小区的业主们，时常会从地下车库的电梯直达所在楼层。他们不会想到，地面之下，四栋二单元和三单元之间的水泵房区域，会成为犯罪现场。
那里有两个水泵房，离电梯较远的一间，正上方有一盏忽明忽灭的白炽灯，来人需要拼命跺脚，它才能亮起。
近处的水泵房正上方无灯，几乎是一片全黑的区域，只有借着周围微弱的光，锈迹斑斑的铁门才能显现出来，红色油漆写成的八个大字横亘在门中央——“机房重地 严禁入内”。
普通保安队员平时进不去这里，只有保安队长于某延有专用的钥匙。一名保安曾跟着工程师进过一次水泵房，记得里面的电流声、水流声混杂在一起，非常刺耳。4月中旬，这间水泵房的大门上了锁，里面传来轰隆的设备声响，外面则是不间断的车喇叭声，噪音很大。
即使里面有人喊叫，外面的人也不会听到。一个绝佳的作案环境。
就在这扇灰色铁门后，丁红玲被于某延暴力性侵。
危机到来前，丁红玲正在楼上贴消防标识，这原本不是她的工作，她是在东门岗亭看大门的。但入职没几天，于队长让她跟着自己，给小区各处的消防栓贴消防标识，包括楼道和地下车库。
李蓉去看望母亲，看到房间有几个大袋子，装着消防封条和设备检查记录表，贴出去之前，丁红玲需要在表格上打对钩和签名。她不会写字，女儿就帮她签，有一次，于某延不敲门就进来，对李蓉说，“怎么好麻烦你亲自写。”
丁红玲每次先上到顶层18楼，再往下一层一层地贴，她贴得很仔细，一栋楼要花费近两个小时，小区一共有四栋楼。
有一次于队长训斥她，“速度太慢了，下次这样就要开除你，让你工作不保。”当天于队长只给丁红玲15分钟吃饭时间，并命令她，吃完饭立刻去接班车道岗。他说方言，且语速很快。丁红玲没太听懂，以为让她继续贴标识，就照做了。
车道岗的保安因为迟迟没人来接班，错过了吃饭时间，“就骂了于某延的娘”。于队长回头就痛斥了丁红玲，“样子像是要吃人”。
一个很凶的上级，是丁红玲对他的最初印象。李蓉也有同感，她帮父母搬进宿舍时，这位陌生的保安队长忽然一脚踹开了门，大喊，“吵什么吵，动静怎么这么大？”
在小区工作了两年的一位保安告诉《凤凰周刊》记者，贴消防标识原本应该是巡逻的男保安的工作，不应该由岗亭保安来负责。但在丁红玲之前，于队长也曾带着一个60岁左右的女保安去贴消防标识，那是2022年的夏天。
初来乍到的丁红玲不了解这些信息，她只知道上级安排了，就要努力去完成。
1月13日上午10点左右，于队长突然通知她，立刻下到地下车库，丁红玲以为是工作需要，就服从了安排。于队长把她带到水泵房，用钥匙打开了大门，命令说，里面也要贴。
乌漆嘛黑的，丁红玲不想进。
于队长强行抓住她的手腕，把她推了进去。黑暗中，他一下扑倒了丁红玲，丁红玲闻到他身上有很重的酒味。他力气很大，在丁红玲的手腕上留下了红印，长指甲也把她的胸部抓伤了，同时还威胁道，“大喊就把你掐死，说出去也会掐死你。”
丁红玲本能地大喊“救命”，但没有人出现。
这次侵犯发生后，丁红玲到监控室找到于某延，口头警告他：“你不要再骚扰我，不然我就去告你。”
她记得于某延毫不在乎，说了一句，“这有什么可说的，这是我们的私人关系。”
性侵重演
警告失效了。仅一周后，她再次被侵犯。
1月20日的白天，是老伴儿李建国值班的时间，丁红玲是晚班，上午就在宿舍休息。有了上次噩梦般的经历，丁红玲心里发毛，叮嘱老伴走前把门锁好，还将一把女儿送来切水果的菜刀悄悄放到了床头。
睡梦之中，门锁突然转动，于某延先用钥匙开了门，随后扑到了丁红玲的床上。丁红玲下意识想拿刀“剁死他”，但手被于某延钳制住，无法反抗。和第一次一样，性侵同样伴随“说出去就掐死你”的威胁。等到丁红玲挣扎起来抓到菜刀时，于某延已经跑了，她没有追上。
当时丁红玲没注意到，从入职那天起，于某延给夫妻俩安排的值班时间一直是错开的，一个是白班，另一个就一定是晚班。
接下来的一个多月，风平浪静，相安无事，这让丁红玲产生了一种错觉——于队长已经适可而止了。她完全想不到，还有第三次。
2月23日下午，休完假的丁红玲和李建国从老家回到长沙女儿家。傍晚，李建国就接到姐夫去世的电话，“屁股还没坐热”，一家五口打算一起回去奔丧。
老两口先回宿舍取了衣服鞋子，跟项目经理张力请了假。李建国又给于某延打了好几个电话，对方才接，背景音里传来打牌的声音。
电话里，于某延表示，两个人只能请一个，理由是最近人手不够。最后，李建国一个人坐上了回村的车。
2月24日元宵节，丁红玲在女儿家休息，她原本是第二天的白班，但这天下午16:12、17:55，于某延连续拨了两个电话，要求她必须今晚回小区。丁红玲耐不住催促，听从了安排。吃完晚饭后，女婿把丁红玲送回了保安宿舍，当时外面已经天黑。
睡觉前，丁红玲做了一系列的防范工作——把门反锁，用一把黄棕色的木质椅子抵住门，还将一把剪刀放到了枕头边。23:24，于某延又给丁红玲拨了一个电话，响铃6秒后，没被接听。
25日凌晨两三点左右，于某延又一次拿钥匙开门，闯入丁红玲宿舍，还打开了灯。丁红玲从睡梦中惊醒，来不及摸剪刀，就被于某延控制住了双手。这次侵犯中，丁红玲的胸口和下体都被抓伤。
事后，保安方宇宙回想当晚的事情，怀疑于某延蓄谋已久。
一个疑点是钥匙。24日晚上接近十点，于某延忽然进监控室，命令他不要待在那儿，方宇宙不愿意，给项目经理张力打电话，得到答复，不要理他。于某延离开时，拿走了一大串钥匙，上面有小区大门的钥匙、保安宿舍的钥匙。
后来一个业主找到保安马铭，说想把家具拉进小区，但消防通道大门锁着，车进不来。马铭到监控室取钥匙，没找到，方宇宙打电话问于某延钥匙去处。于某延说，他把钥匙放到了东门岗亭。方宇宙觉得奇怪，按照惯例，钥匙一般都要放回监控室。
另一个疑点是作案时间。方宇宙当晚在小区内每两个小时巡逻一次，一直持续到凌晨两点，才回去睡觉。这是值班保安的工作要求，于某延非常清楚。而侵犯就刚好发生在巡逻结束后的两三点左右。
保安王彬的宿舍就在丁红玲宿舍的对面，间隔不过两米左右，中间夹着于某延的宿舍。方宇宙后来问王彬，“是否知道25日凌晨丁红玲宿舍发生的事情？”
王彬说他不知道，只记得跟于某延打牌打到凌晨一点左右，于某延输了四百块钱。因为第二天要上白班，王彬回去之后就洗漱睡了。
“双面”保安队长
1月6日，丁红玲和老伴儿李建国入职于某延手下，丁红玲成为保安队唯一的女保安。
没过多久，丁红玲就感觉到这位53岁的于队长“不是很正经”。有一回在食堂吃饭，大伙儿都在排队打饭菜，丁红玲亲眼看到于队长上手摸了一位女保洁的屁股。
后来，于队长还经常给丁红玲私发一些黄色照片，在保安群聊里也发，“一些很丑的照片，看都看不得。”因为小孙子经常摆弄丁红玲的手机，她担心孩子看到，就把这些照片都删了。
于队长的形象，出现在今年除夕一张保安队的合照中，他身高一米五左右，穿着黑色羽绒服、一条西裤、黑色皮鞋，羽绒服里面是一件画满龙图案的衬衫，手里拿着一根烟，指甲泛黄、很长。丁红玲的儿子李骏第一次见到他时，特地观察到，他两个肩膀落满了泛着油脂的头皮屑。
保安宿舍的生活环境并不好，丁红玲的宿舍内有简易的上下铺金属床，几张糊上的报纸遮挡了窗户的一半，来代替窗帘。这里阴暗潮湿，墙皮脱落，洗袜子得在水桶里，洗净的衣服就晾在窗外。虽然有员工食堂，但伙食很差，公共空间也没有空调和热水器，只有一台小冰箱。
但就在这“一亩三分地”的小空间内，于某延是最高掌权者。
他平时手下有6到8个保安队员，队员们的排班、批假、工作内容分配都由他决定，他还自由拥有宿舍所有房间的钥匙。他的工资每月2700元，跟公司签订的是劳动合同，有正规社保，而普通保安是2300元，签的则是随时可以解约的劳务合同，没有五险一金。
一个保安提到，于某延爱吹嘘：“他讲起自己有钱啊。他说他的权比别人的大些，他喊抓就抓，不抓就不抓。”
父母入职没几天，李蓉就听父亲提起，于某延经常堵在宿舍，跟队员们“要钱要烟要好处”。下面的人送什么他都收——鸡蛋、毛巾、牙膏，十几块钱一包的白沙烟……不送东西他就会给你“穿小鞋”，比如坐在岗亭里值班，他就把空调遥控器收起来不让用，洗衣服也不让用热水。
保安方宇宙的女儿在长沙读书，放学需要接送，他偶尔需要请假。如果给于某延转5元、10元的红包，或者买两包烟，批假就会容易一些，不送东西批假就很艰难，也有保安给于某延发过100元的红包。
一位已经离职的保安周莉莉曾跟方宇宙聊起过，于某延非常贪，有人送肉、送鱼，还有几十斤的米，一袋子一袋子送，“你拿东西给他吃，他笑眯了滴，你不拿点东西给他吃撒，他就那样子（为难别人）咯。”
她还说到一个细节，上夜班的保安，每月有90元补助，于某延按天发。但丁红玲和李建国一直没收到过加班费，周莉莉猜测，“他（于某延）都放在自己手里了。”
方宇宙看不惯于某延的行事作风，经常跟他吵架、对着干。保安马铭跟方宇宙同住一个宿舍，如果于某延欺负对方，他们就合起伙来反抗。李建国也跟于某延吵过，于某延还私下提醒丁红玲，“你老伴嘴巴特别多，让他嘴巴少一点。”
在保安宿舍内“只手遮天”，出了自己的领地，于某延就仿佛换了一副面孔。
巡逻时，他见到业主会微笑着打招呼——这里的居住者大多为教育系统职工和附近长郡中学的老师。一位80多岁的老人提到，于某延平时语气很温和，没见过他发脾气或表现出暴躁。
另一位业主，是首批入住小区的人，在他眼中，驻扎小区10年的保安队长于某延，是值得信赖的老朋友。业主需要帮忙都愿意求助于他，谁家出了事、受了伤，于某延还会去探望。
在小区开棋牌室的一位中年女性，对于某延的印象也是“老实本分，为人处世不让人讨厌，跟我们很合得来”。她提到于某延偶尔来打牌，牌技一般。之前，于某延的妻子也经常来看望他，夫妻二人看起来感情很和睦。
但在小区内，业主和保安都听过“于某延背后有关系”的传闻。
通常被拿来举例的事情是，大约半年前，于某延和妻子曾跟员工食堂的另一对夫妻打架，进了派出所。员工食堂的夫妻被开除，于某延的妻子也搬离了宿舍，但事发后不久，于某延又回来继续担任保安队长。
“不是你的错”
第三次被侵犯后的凌晨，丁红玲“魂都丢了”，没有再入睡。她的开口求助，只是一次偶然。
2月25日，她去上白班。上午10:46，于某延给她发了一个红包，她直到红包过期都没有领取。傍晚6点左右，保安马铭拿着举报于某延恶行的联名信去东门岗亭，让丁红玲代表他们两口子签字。
丁红玲不识字，但她听懂了大概意思，这是用来“搞于某延的”。她忽然鼓起勇气，“有个事情怕丑不敢给别人说，老马，你为人正直给你说一下。”她接着说，前一天夜里，自己宿舍进了贼，是于矮子撬开了房门。丁红玲把椅子抵着门的照片和于某延发的红包给马铭看，马铭理解了，“你别怕，我会给你伸张正义的。”
马铭立刻给保安方宇宙打电话，“举报信不用写了，发生了件大事”，在监控室附近的篮球场，方宇宙从马铭口中得知，于某延强奸了丁红玲。随后，方宇宙和马铭带着丁红玲，在小区门口打了辆出租车，晚上7点多到达离小区最近的派出所。
方宇宙记得，在派出所内，丁红玲一直浑身颤抖。问话的是一个年轻男警官，在他面前，丁红玲只说了零散的信息，于队长扯掉了她的裤子，把她按在床上，还把她全身上下都抓伤了。但到了最关键的信息，丁红玲就说不下去了，方宇宙在一旁很着急。
据丁红玲回忆，警方没有验伤，提出要拍个照，她不好意思地拒绝了。她提到于某延被警方叫到派出所，刚开始辩解、不承认，后来下跪了两次，第一次他对丁红玲说，“你对我有意见不要这样说我”，第二次他说，“丁姐，求你别说了”。
在后来律师的问询中，丁红玲说，于某延当时要赔偿1500元，她不同意，一位男警察告诉她，“也没发生其他的事，收了1500块就可以了。”于是，警察拿着她的手机操作，收取了于某延1500元。最后警方要求签字时，丁红玲第一次学会了“画”自己的名字，但签的是什么，她完全没有概念。
当晚，于某延的妻子也到了派出所，骂丁红玲不要脸，说她年纪这么大还勾引别人老公，上手要打她，扬言要把她打死，丁红玲吓坏了。后来四个民警一起，才把于某延的妻子拖了出去。出于安全考虑，警方让丁红玲从派出所后门离开。调解结束后，于某延也被释放了。
方宇宙带着丁红玲去报警前，告知了项目经理张力，张力又向育天公司副总经理谢伟汇报，但公司知晓后并没有通知丁红玲的家属。
直到晚上10点10分左右，丁红玲报警结束，给农村奔丧的儿子李骏打了电话，先是叫了儿子的小名，然后情绪激动地说，“于某延这个畜生进了我的房间……”
“妈，你先别着急...…”李骏安抚了母亲。挂了电话后，他把妹妹李蓉从灵堂里叫出来，转述了母亲的话，两个人都想到了最坏的情况。
丁红玲走出派出所后门，找不到回去的路，给女儿拍了一张周围的环境照。刚来长沙时，女儿特地提醒过她，字不认识没关系，一定要学会拍照，如果迷路了，就拍照发给她。
外面下着冻雨，丁红玲躲在派出所门口的桥洞下，全身湿透了，方宇宙和马铭找到了她，把她带回小区大门，女婿又开车把丁红玲带回了家。
农村的路上结了厚厚一层冰，开车回去很危险，李骏和李蓉放弃了当晚赶回长沙。两人守灵一晚没睡，第二天一早先去火葬场，然后“把姑父送上了山”，接着马不停蹄地驱车往长沙赶。
三个儿女打算避开父亲处理此事。
他们一致认为，首要的是跟母亲问清楚，到底发生了什么。此前，这个家庭的谈话中从未出现过“性”，更不用提性侵，大家都难以启齿。难题最后落到小女儿李蓉的身上，同为女性，再加上她跟母亲一直关系亲近，或许更容易让母亲开口。
两个半小时左右的车程，父亲李建国也在，大家不约而同地保持着沉默。李蓉的脑海却翻天覆地——该怎么措辞？用什么样的提问方式？怎么说才能让母亲理解？母亲有没有认识到这个事情的严重性？
26日下午1点前，一行人到达长沙，丁红玲在东门岗亭值班。李骏先把父亲带回宿舍，李蓉在岗亭问母亲，有没有受伤？母亲否认了。李蓉又把母亲带到了车上，再次询问，他有没有打你？母亲也没说实话——当时她的胸口和下身都有伤口。
李骏向熟悉司法流程的朋友打听得知，按照法律程序，无论是猥亵还是性侵，都不在民事调解的范围之内。兄妹俩后来去派出所了解情况，得知结案的口供不能再查看，只能重新立案。
两天的时间里，李蓉一直在想办法让母亲开口。
“我是你女儿，你有什么事情可以跟我讲。”
“妈妈没关系，你勇敢一点，是怎么样就怎么样。”
“好丑的好丢人。”母亲重复着。
女儿安抚她：“你别害怕，没关系，你是受害者，不是你的错。”
李蓉又讲了很多道理：“我们整个家族女孩子占了绝大部分，万一你的身边孙女也好，女儿也好，媳妇也好，受到这种伤害，你说会怎么样？”
她还试着从社会意义上劝说母亲，“小区里还有那么多小孩子，就这样把他放出来了，可想而知会发生什么。如果不让这种人为他的言行举止付出代价的话，那危害的是社会，如果社会上的小女孩遇到这种情况，该怎么办？”
还有一点，是法律层面，“妈妈，你本身是个受害者，如果你不讲实话让他去坐牢，他可能会说你诬告，你就会去坐牢。”
以上都说完了之后，李蓉用自己思考很久的、母亲或许能理解的方式，最后向母亲确认，“他有没有对你做过跟爸爸一样的事情？”
丁红玲点了点头。
“你有没有受伤？”李蓉再次追问。
“上厕所时下身会刺痛。”丁红玲回答。
2月27日上午，李蓉和李骏带母亲去派出所重新报案。下午两点多，在枫雅名苑附近的公交站，警方带走了于某延。4月3日，作为犯罪嫌疑人的于某延，被决定逮捕。截至发稿前，案件仍在侦查阶段。
被忽视的求助
丁红玲被性侵三次的重要事实，是在报警近一个月后，才浮现出来。
3月19日，丁红玲接受代理律师朱丹的案情询问。她穿着黄黑色卫衣，外面套了一件浅粉色棉马甲，坐在办公室的黑色皮椅上，李蓉举起手机对准母亲，记录下案情陈述的全过程。
镜头里，丁红玲表情严肃，脸上有很深的皱纹，身体僵直，时不时搓着大拇指和食指。这场询问中，她的身体瑟瑟发抖，默默流了很多眼泪。
李蓉别过头去，避开母亲的目光，整个人往后倾，她很难形容当时的矛盾心情，“我伤心难过是因为知道真相，我开心也是因为知道真相。”
律师在询问第一次报警的具体过程时，丁红玲坦言，自己没说实话。后来，她向女儿吐露原因，“当时你们都没在身边，而且问话的是一个男警察。”在同事和儿女协助丁红玲两次报警的过程中，没有女警察参与到案件的问询中。
《关于办理性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意见》中规定，询问女性未成年被害人应当由女性工作人员进行。但在成年人和老年人的性侵案上，目前并没有强制规定办案人员的性别。律师朱丹认为，这是老年女性受害者在寻求司法途径时，会遇到的诸多难点之一。
后来，李蓉从自己的视角，反复回溯三次侵害前后的蛛丝马迹。
第一次侵害发生当天，李蓉没有收到母亲的任何消息。第二天22:49，母亲发来了小孙子唱歌的视频，是母亲帮自己带孩子时拍摄的。四天后的凌晨2:15，李蓉又收到了母亲发来的四条消息，都是孩子的日常视频。
这些视频丁红玲经常会翻看，李蓉没觉得有任何异样。回看聊天记录时，李蓉才明白，母亲受侵害后一直想的都是孩子。
让李蓉和李骏都很自责的是，第一次侵害前到第二次侵害之间，母亲有过微弱的求助，但被他们忽视了。
1月11日前，丁红玲曾给李蓉发消息，说别人可以随意进出宿舍，不太方便，想安装一个门搭子挂锁。李蓉没有多想，以为节省的父母丢了钱。
老两口不知道小区附近哪里有五金店，李蓉就送去了两个门搭子和一把锁，他们用大小粗细不同的螺丝各试了一遍，发现适配的螺丝只够安装一个，就把门搭子装在了外面。
李蓉和李建国都认为问题得到了解决，但丁红玲不满意，她想在里面再装一个门搭子。念叨了很多次之后，李建国不耐烦了，“你怎么搞这么多名堂出来，装一个就可以了，出去时关上门，别人也进不来。”
两个老人甚至因为这件事吵了几句嘴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丁红玲的求助没有停止，她很迫切，打了很多电话，跟儿子说，跟女儿说，但都没有说明真正的原因。
侵害发生的两个月内，丁红玲和李蓉也很少能有单独说话的空间，母亲每次到女儿家，女婿也在，孙子也在。而女儿去宿舍探望母亲时，几乎每次进门没几分钟，于某延就像掌握了她行踪一样，直接推门而入，从来不敲门。
那段时间湖南下冻雨，学校里的树被刮倒，李蓉带工作人员在学校清理冰雪，每天6点多起，晚上12点左右才回家。李骏新店刚开业，生意也忙不过来。
他们顾不上母亲的需求，下意识觉得是母亲要求太多，这件事就被略过去了。
事发后，李骏才明白过来，母亲当时想表达的是，里面的门搭子比外面的更重要。
没有先例可循
第一次报警以调解结束后，于某延没过多久就回到小区。
丁红玲记得，于某延在保安宿舍内大喊，“我胡汉三又回来了，在育天没人能拿我怎么样，我后台硬得很。”
这些话把丁红玲“吓怕了”。
李蓉也在育天公司工作，担任学校物业项目的经理。副总经理谢伟曾跟李蓉说，他跟公司反映过保安队长于某延“很讨嫌”。后来项目经理张力也告诉李蓉，他把保安队员的联名举报信递交给了上级。
2月20日，谢伟找李蓉当面沟通，想把她调岗到枫雅名苑做项目经理。李蓉说，当时她问谢伟，为何于某延还不调走？对方笑了，答复是，“你不要想，所有人都可以动，但是他动不了。”
案发两个多月来，丁红玲的儿女，对育天公司颇有不满。李蓉在农村奔丧时得知母亲出事，立刻给谢伟打电话，谢伟回复，“这是个人行为，与公司无关。”
李蓉和李骏觉得，公司在第一时间试图撇清责任。后来，谢伟在常务副总经理易大舟的要求下向他们道了歉。
3月1日，丁红玲的儿女和公司沟通时，李骏质疑，为什么母亲去报警前，公司知情却不通知家属？于某延在公司是否有“后台”？易大舟都没有正面回复。
这次沟通中，李蓉被获准1个月的假，用于“安抚好母亲”。但接下来的大半个月，育天公司的态度却完全变了。
先是3月6日上午11:18，丁红玲的老伴儿李建国突然接到短信，“由于公司优化人员，现对你做辞退处理，特此通知。”此后，李建国没有再收到工资。
公司承诺李蓉的假期也没能兑现，反而让她丢了工作。
3月13日，在没有任何协商的情况下，公司突然要求李蓉在两日内，调岗至一个新项目，李蓉需要乘坐1小时40分钟的公共交通才能到达。她提出异议，当天社保即被停缴。第二天，她又收到文件，“如不按时到岗视为主动离职”。3月19日，公司通知她，“《劳动合同》终止”。
三天后，易大舟又给李蓉发了一份工作联系函，指控李蓉涉嫌职务侵占罪。律师朱丹后来证实，这是一份诬告。李蓉在回复函中写道，“不要指望通过给我施加压力，来迫使我母亲和家人放弃自己的正当权益。”
进入4月中旬，李蓉发现自己和母亲的工资“一分钱也没发”。
公开信息显示，长沙育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系国资企业，在当地有40多个物业服务项目。公司的一系列举动，让李蓉和家人都感到愤怒和寒心。李蓉委托律师朱丹后续对公司进行起诉，追究公司在母亲性侵案中的责任。
根据新修订的《妇女权益保障法》第25条和《湖南省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》第16条，用人单位应当采取措施，来预防和制止对女职工的性骚扰。
“公司的不作为酿成了一系列悲剧，它不是主谋，也一定是帮凶。”朱丹表示。
朱丹也观察到，司法实践和公共讨论中，关于大龄女性被职场性侵后的艰难处境，几乎没有。朱丹从业16年，代理过近700件劳动争议案，这是他代理的第一起老年女性体力劳动者被性侵的案件。他预计之后的起诉，也会是国内第一起被性侵的老年女性体力劳动者，追究公司责任的案件。
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，育天公司法定代表人、董事长黄长回应说，“根本不存在辞退，因为超过60岁法定年龄了，不是正常用工，只是临时工，签订的都是劳务合同。这种临时过来干一个月、半年就走的情况，是行业业态、普遍现象。”
在朱丹看来，这恰恰是受害老年女性最大的维权困境——公司的经营策略就是只建立劳务关系，不给缴五险一金，“没有把这些底层年长劳动者当人看，也没有当正儿八经的职员来看待，只把他们当一个消耗品来利用，一出事就撇清关系。”
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，关于长沙育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劳动纠纷案有6起，横跨2016至2022年。案件原告方多为保安、保洁、项目经理，事由涉及拖欠工资、未及时缴纳保险金、工伤认定等。
李蓉做项目经理时，手下的一个保洁阿姨在工作期间，脚被砸伤致粉碎性骨折，她住进医院后，育天公司不同意赔偿，把她辞退了。李蓉向公司申请，才给她多发了一个月工资。
4月14日下午，《凤凰周刊》记者采访一名小区保洁的过程中，一位新调来的保安队长上前阻止谈话，他警告保洁，“这个事情不要跟外人说。”保安方宇宙告诉记者，他们当天下午刚开了会，公司领导告诉大家要平息此事，不能再对外透露信息。
4月16日下午，记者前往长沙育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所属的湖南教建集团，办公室门口的一名工作人员称，经过公司内部讨论，不会再对此事接受采访。
5月5日下午，长沙育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易大舟，在电话中回复《凤凰周刊》，此事正在协商中，其余信息不方便透露。
隐痛
过去，湖南农村的苎麻地里，每逢夏秋两季，高高的绿色植物就会淹没女性忙碌的身影。
苎麻长满倒刺，被女性黝黑的手拦腰折断，露出白而光滑的麻骨，最后留下干净的麻纤维。纤维放入水缸里浸泡，再晾晒，搓一搓，一绺绺麻绳就出现了。一斤麻绳背到集市上，能换十来块钱。
锋利的植物枝叶有时会把双手割伤，手常年泡到水里又肿又胀又疼。丁红玲人生最好的时光，就是在重复这些动作中度过的。
没读过书，一直是丁红玲的遗憾。家里8个兄弟姐妹，她排行最小，最大的姐姐跟她相差20多岁。二姐姐生了三四个孩子，养不过来，丁红玲经常一去学堂就被叫回来，帮姐姐带孩子，后来她再也没去过学堂。那个年代的思想是，女孩子不用读太多书，反正要嫁人。
婚后生活和村里其他女人没什么两样。妻子丁红玲扯苎麻，丈夫李建国种水稻，还会去建筑工地给地基打桩挣钱。1996年、1998年，湖南接连遭受百年不遇的特大洪灾，农田被冲垮，夫妻俩损失惨重。
2006年取消“农业税”前，一年到头，一家人的收入不过三四千，儿女们总能听到父母念叨，一辈子吃这样的苦就是因为没读过书。有了孩子后，丁红玲和李建国唯一的执念是，要把他们供上大学。
后来，三个儿女都被托举成功了。儿子李骏和女儿李蓉大学毕业后，有了稳定工作，定居长沙，结了婚生了崽，生活一步步向上，越来越有盼头。丁红玲和李建国却年纪大了，身体越来越差，不能再做繁重的农活，但他们没有退休工资，不工作就几乎没有收入。
把父母接到长沙长住，是儿女的反哺，带有一家人团聚的期盼。没有人会想到，短短两个月内，巨大的伤害就毫无征兆地降临到母亲身上，也击碎了全家人的美好生活。
报警后的那几天，丁红玲不吃、不喝、不睡。李蓉看到母亲一下就佝偻起来，原本染黑的头发里，冒出一丝一丝的白发。跟家里人说话时，丁红玲的眼神也总是回避，不敢直视。她不想听到于某延的名字，一听到就露出反感的表情，“对他恨之入骨”。李蓉后来把于某延被逮捕的消息念给母亲听，丁红玲也没有喜悦，淡淡地说了一句，“那就好”。
但为了把真相公之于众，丁红玲需要一遍遍地回忆和讲述被侵害的过程，念出加害者的名字，跟警方说，跟律师说，跟记者说。律师必须验证细节——怎么认出他的？有没有灯光？有没有反抗？回忆唤起了创伤，丁红玲突然情绪激动，哭了出来，骂他“是个畜生”。
第二次报警没几天，育天公司有同事带着八卦口吻来询问李蓉，“你妈妈的事情是什么情况？”这让她心里很不舒服。
而在社会关系更紧密封闭的农村熟人社会，舆论压力更大，一家人要尽量“藏着掖着”，避免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。律师朱丹建议，不能让丁红玲立刻回农村，“舌头底下压死人，哪怕是不当她面说，那种异样的目光，她也会感受到的。”
回到家庭内部，全家人试图回避的人，是父亲。
事发后，李蓉和李骏会避开父亲在的场合，私下商量，父亲也从来没跟儿女交流过具体情况。李骏担心父亲留在长沙会听到一些风言风语，就把他打发回了乡下。李蓉每天通过家里的监控看看父亲，确认他安全，就放心了。
儿女猜测，在父亲获得的有限信息里，事情应该没有那么严重，只停留在“调戏、动手动脚、肢体接触”。警方后来想找李建国去录口供，李蓉很无奈，“说白了，这是把我们家往死路上逼。”
李蓉知道，父亲是做事不计后果的人。
母亲怀上自己时，家里即将迎来第三个孩子。当时计划生育政策还没结束，村支书把母亲拖去引产。但村支书家里也是三个孩子，父亲觉得不公，为什么你能生我不能？一怒之下，父亲把村支书的三个孩子拉到河边，威胁对方，“晚上几点钟之前，不把我老婆送回来，我一命抵三命。”
在法制尚不健全的环境里，父亲不得不用“以暴制暴”的方式来保护家里人，这也是他习以为常的生存之道。因此，当李建国得知于某延在凌晨进到了老伴房间，他的第一反应是要打死对方，“绝对不能轻饶了他。”李蓉劝父亲，你一大把年纪了，这事你不用管，交给你儿子去处理吧。
丁红玲更加不知道如何面对老伴。
3月初的一天，全家人一起吃早饭。李建国坐在沙发上，丁红玲在厨房做早餐，她炒了一碗蛋炒饭，然后恭恭敬敬地端到李建国面前，“我现在又不是动不了”，李建国开玩笑说。
儿女们都很意外，父母四十多年的婚姻生活中，很少这样刻意客气过，给父亲端饭倒茶一般都是他们的任务。女儿看出了母亲的内疚，儿子也看出了母亲的唯唯诺诺。
李蓉心里很酸，她以批评父亲的口吻劝母亲，“妈妈，没必要，爸爸又不是没手没脚，你干吗要给他端过来。”
丁红玲没说什么，转身回了厨房。
（文中朱丹、黄长、谢伟、易大舟为实名，其余受访者均为化名，实习生吕一含、吴柯沁对本文亦有贡献）
原标题：三次被性侵的66岁母亲，为她维权奔波丢了工作的女儿